| 一份来自河南有关部门的文件表明，当地卫生部门曾经对献血人数做过统计，其中驻马店、周口、南阳、信阳、开封、商丘6市有14.8万人献血。 几天前，47岁的周毛躺在床上，盖着厚厚的三床被子，周的面部灰暗，嘴唇已经有溃疡，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。家人说他已经卧床多日。 几个月前，摄影师卢广曾经给周毛拍过一张照片，那时候，周毛还很威风地开着拖拉机在村里的路上。 但周毛还能说话，他让家人揭开了被子，里边的身躯如同一具枯骨，像电视新闻上经常看到的非洲饥荒难民。周毛拉着记者的手，胳膊肘内侧有明显的黑斑，以前扎针头的地方有一处小指甲大小的白色的霉斑，整个胳膊上有一层白色的霉菌，家人说周毛的胳膊上已经扎不进针头。 床头是用来治疗的药品，但对于艾滋病人来说，这些药品仅仅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 他的三个女儿，围在屋子里，另一个女儿正在返乡的路上，女儿们流泪说，父亲就是靠卖血供她们念书的，她们却不能治好父亲的病。 1月3日，记者接到来自河南驻马店地区上蔡县后杨村村民的电话，接受记者采访的周毛已经在2002年12月31日晚10点左右去世，他没有走到2003年。 在周毛去世的前几天，村民段森林的妻子因艾滋病去世。 1月2日，村民郭莲因艾滋病去世。 另一个患有艾滋病的5岁男孩周猫已经住进了医院，村民说很难保证这个孩子能熬过春节。 接受记者采访的村民李宝录（男，62岁），老人说他发烧，胃闷，已经16天没有吃东西了。 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零星得悉，没有访问到的患病卧床的村民还有： 段花，女，37岁左右； 齐合庄，男，40岁左右； 齐银志，男，31岁； 陈金英，女，37岁。 “他们能活多长时间和家庭的经济条件有关系，经济条件好的在我们这里能活半年，经济条件不好的很快就会死去。”后杨村的一位村民说。 还有更多的没有发病的，当地就像说得了感冒一样说艾滋病，谁家的儿子，谁家的媳妇，很少有人隐瞒什么。 “他们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。”村民杨成（化名）说。杨成的妻子已经有轻微的症状，岳父家已经有人因艾滋病死亡，杨本人是当年村里极少数没有去卖血的青年之一。 抬不起的棺材 一直以来，后杨村的村民杨成很想写篇文章，他的文章题目是———《抬不起的棺材》。 “我们现在村里死了人，棺材都抬不起了。”杨成说。 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，死人依然是土葬，出殡时需要16个壮年男子来抬，中间还需要另外16个男子换一次，总共需要32个人。以前一般老人亡故时，一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就能帮助安葬。 “现在年轻人死的死了，活着的也有病，谁来抬棺木？我们要从其他的小组借人。”杨说他所在的村民小组人口200多人，和临近的一个村民小组2001－2002年总共因病死亡40人，“现在已经检测出来，领代金券的一个小组有50多人，一个小组40多人。”杨说。 一位摄影师在该村采访的时候，一户村民正在给死去的母亲出殡，但他的妻子因病在当天离开人世。 “按照艾滋病2～10年的潜伏期，我们这里艾滋病人已经进入高发期，未来的几年，感染者会大量死亡。”杨成说。 一位在1995年前后在村里开小商店的居民告诉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，以前那些卖血回来的人回村都要在他的小店吃一份猪头肉，喝点酒，“现在这些人大多数已经没有了。” 同样，长期从事河南艾滋病干预的高耀洁医生也指出，大规模的发病即将到来。 杨成告诉记者，当地总共有8个重点乡镇，而记者得到的另一份政府文件则称，上蔡县有22个重点村，包括被广泛报道的文楼村和后杨村。 给馒头，还是安全套？ 后杨村所在的豫南地区的艾滋病源于大规模的卖血交叉感染，极少数因母婴途径传播给小孩。这种卖血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1995年3月前后被卫生部明令禁止，随后只有一些地下血站在私下采血。 在90年代开始，采血开始使用单采血浆的采血方式，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层，只要血浆，把红细胞回输卖血者，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药公司，可以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、球蛋白、干扰素、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。 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是由于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，所以卖血者抽掉400cc不会觉得明显的虚弱和精神不振。 但是灾难就是从这里开始，由于卫生根本无人把关，被采的血液通过抽完血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，通过离心机内破损的血浆等途径造成大面积的感染。到了1995年前后，采血疯狂至极，有的甚至把离心机抬到村民家里，抬到玉米地里采集。这种情况下，交叉感染已经不可避免。 记者曾经遇到一位献血800次的村民，他告诉记者最厉害的时候，他几乎每天都会抽一次。而按照国家的规定，一个人每年献血不能超过16次。 后杨村的居民杨成告诉记者，他们每次献血400cc，大概能得到50元，除去补充营养和车费，每次能落下30多块钱。 尽管今天看来这些钱简直过于微薄，但对当地的农民来说，却是不错的赚钱方式，村民张勇告诉记者：“我那时候在砖场干活，十个小时累死累活也不过8块钱，还不如去卖血。” 相对于当地微薄的收入，卖血成了当地致富的捷径，在后杨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只有两户人家没有卖血，村民说其中一户是“没有门路的老实人”。 高耀洁医生在接受一家国外媒体采访的时候，国外记者问为什么不给他们发放安全套，高耀洁说：“安全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给他们馒头！” 卖血带来的艾滋病造成了当地再返回贫困，记者看到当地居民的房子大多是90年代建造的一层的砖房，而此后整个村子很少有新建的房屋。 年关到来，一位村民说：“我们这里一般过年买10斤肉，菜是自己种的，就这么过年了。” 不仅仅是上蔡 记者在河南采访的时候，新蔡县东胡村村民任抗洪正带着35个村民在北京的佑安医院接受试验治疗。其中20个住在医院，15个住外边。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，医院包吃包住的免费医疗是难得的好事。 28岁的任抗洪家境不错，自己也有工作，其实用不着卖血，但是他的朋友很多人在卖血，在他们的鼓动下，只抽了一次，然后把卖血的钱用来吃饭喝酒。不幸的是，他也被感染了。 新蔡县是河南卖血比较晚的县，当时艾滋病的交叉感染已经很严重，献血的感染比例很高。沿着新蔡县城一圈，周围的一些地区农民大量导致感染。而一些比较偏远的村子，则幸免于难。 在任抗洪所在的东胡村是新蔡艾滋病最严重的村，总共有村民2000多人，其中在卫生部门登记检测HIV阳性的800人，“加上没有检测和检测出来不愿意公开的，应该有1000人。”任抗洪说。 在东胡村，最惨的一家有6个儿子、6个媳妇全部感染了艾滋病毒，另外一对夫妇和孩子一家三口全部都是，这意味着这些家庭将全部死亡。这几年已经因为艾滋病死去100多人。 上蔡县文楼村已经有全家死亡的村民，高耀洁医生说，新蔡的情况要比上蔡还严重。 在睢县的东关行政村南村，31岁的村民赵得胜（化名）夫妻两人都患有艾滋病，该村700多名村民中，已经承认感染的有100多人，因为地处县城，很多人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健康状况。 赵得胜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：“不要公开我的个人身份，如果被公开，我每个月的200元代金券就没有了。” 一份来自河南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表明，当地卫生部门曾经对献血人数做过统计，其中驻马店、周口、南阳、信阳、开封、商丘6市有14.8万人献血。 高耀洁指出，除了河南，还有陕西、湖南、湖北等省也曾经在同一时期大规模采血，但是目前情况不明。 “我们不要社会关注” 30岁的杨成呆在家里，做小生意为生，其他很多村民也很悠闲地站着看外来的记者，记者问他们为什么不出去打工。 杨说：“打工？人家一看身份证，近处的听说是上蔡县的，人家不要；远处的一听河南的就当你是艾滋病，一律不要。” 为了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，上蔡县政府曾组织大批劳工到新疆采摘棉花，但是当地发现是上蔡县的劳工时，立即采取了极端而激烈的反应：不要。 “我们的疫情被媒体报道以后，现在人家以为我们这里都是艾滋病，姑娘嫁不出去，小子娶不上媳妇，东西卖不出去。我们本来就是国家级的贫困县，现在经济更是雪上加霜。”上蔡县一位官员告诉记者。一位官员甚至奉劝记者到别的县去采访，“我们不要社会关注，我们要发展经济。” 当地的公务员每个月要从薪水中扣除一部分捐献给艾滋病人。 上蔡是一个人口大县，130万人口的县里，却没有几家企业，除了一家皮鞋厂比较好以外，其余的企业大多亏损或者倒闭，再有就是零零星星的砖瓦厂，全是体力活。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靠在外地打工。 当地一位官员指出，上蔡的艾滋病被媒体报道后，该县在外打工的20万民工遭受的损失估计达到3亿元人民币，“和我们的损失比，外边的捐助算啥？”这位官员说。 “我们国家申奥的时候，人家西方人就问我们，说你们有钱办奥运，为什么不去关心那些艾滋病人？”这位官员觉得申奥是整个民族的大事，上蔡县给国家添了乱子。 同样来自河南省的内部文件说，目前估计上蔡县实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可能在7000～10000人左右。当地政府免费为每位感染者每个月提供50～200元的代金券，用来购买药品，单此一项，每年政府要承担的费用就达数百万元，而一些村民认为感染者数字尚为保守。 一些村民请求记者在报道的时候直接说他们的村子，不要提及那个县，“不要说我们上蔡，上蔡已经够倒霉的了”。 但是，一位艾滋病防治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“回避是最糟糕的解决方式”。 记者在采访中也遇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一些限制和阻挠。但是，对于当地政府来说，这些困局都是不争的事实。 “政府应该调查这个事情了” 一位专家说，即使以最保守的数字估计，这都是人类历史上一起罕见的公共卫生事件。 2002年8月上蔡县十里铺村居民刘晓武夫妇来到北京国家财政部，向财政部递交了当地200多名感染者递交的寻求药物帮助的呼吁书，指出：我国宪法要求政府帮助病人获得医疗服务，国家制定的2002年底50％艾滋病人获得医疗和护理的目标需要兑现。 当记者见到这位说话有点木讷的村民时，刘显得很沉默，2002年已经过去，他的生活并没有大的变化。 根据国家的艾滋病防治计划，当地政府在2002年2月开始给当地感染者发放用以购买药品和治疗的代金券，有些县为患者提供70％的免费治疗。 “从我们村民小组来看，今年死亡的人数明显比去年少了很多，以前大家都没钱看病，在床上等死。”杨成说。 但对于艾滋病人来说，无论怎样的治疗都无法挽回他们的生命，“艾滋病治疗是一个无底洞，没有任何办法”。 文楼村36岁的患者李茹说，她死不瞑目。李认为那些当年的血头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“我们老百姓犯法要治罪，他们犯法就应该逍遥法外吗？电视上经常说，法律是公正的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我也要扭一扭。”李说。 此前，来自一些媒体的消息说，国家拨出了580万资金给文楼村。李茹说：“我们一年来见到了38块钱，两个孩子每人一年免了25块钱的学费。” 李茹和丈夫都曾经卖血，但她的丈夫目前不敢检查，怕心理上受不了。李茹说最近他们村子里边已经死了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女的，全村去年已经死亡20人左右。 同样杨成甚至想起诉当地卫生部门行政不作为，上海的一位律师愿意为他提供免费法律服务。杨的证据是村民保留的当年的献血证，世界卫生组织和红十字会建议采集血浆的最大量每次不超过600毫升，每年最多不超出15升。 “这样的献血证要多少有多少。”杨说，“当时县里的领导在电视里说：‘献血浆，奔小康’，现在我们这些人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” 但稍后，杨又无奈地说，“这也是说说罢了，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病人怎么治疗，那些艾滋孤儿，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？” 杨成更想知道的是，当年的这些被感染的血浆被卖到了什么地方？“这些血浆流到哪里，哪里就倒下一片。政府应该调查这个事情了。”记者手记 让生命尊贵起来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，新年的钟声正在响起，在上海的角角落落，一片歌舞升平。 发稿的最后一刻，接到村民杨成从河南打来的长途，在2002年的最后一刻，周毛已经离开人世，另一个5岁的小孩周猫也已经病危住院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再过一个春节。 还有那些躺在家里病床上的人们，以及那些未发病的艾滋病毒携带者，他们的生命会延续到什么时候？ 按照最长的10年的潜伏期测算，10年后，当我再到那些村庄的时候，那一张张淳朴憨厚罩着愁容的脸庞会在哪里？ 2002年9月11日，纽约市长在9·11事件一周年的仪式上一个个念那些死于这场灾难的人们的名字。很多年后，会不会还有人记得死于这场艾滋病灾难的人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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